韩建华赴韩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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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18~26日,应(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钱国祥、刘振东研究员和韩建华副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参加“中国古中世的历史空间与都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

  笔者曾在《“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和《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对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陶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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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主办、首尔国立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是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第9次年会,主题为“都城与中国古中世的历史空间”,来自韩、中、日三国的学者就中国中古都城的中轴线、单一宫城、都城的设计与天的祭祀、胡汉体制与中古都城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已存在“地中”概念 

   
2009年5月20日,王巍所长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蒙古国前国家博物馆馆长,现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部负责人奥奇尔(A.Ochir)教授一行。王巍所长在会谈中,向客人介绍了考古研究所的基本情况以及目前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领域,并就我所在内蒙古地区的工作等内容回答了客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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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秘书长李晟远宣布大会开幕,首先由首尔国立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朴汉济先生发表主旨演讲:“汉唐间正殿位置的变化—继承还是破格”。随后围绕着“都城空间”主题,先后由刘振东研究员作题为“汉长安城的空间结构与形制”、钱国祥研究员作题为“魏晋南北朝的都城形制及演变”、韩建华副研究员作题为“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学术演讲。接着,围绕“都城与历史空间”主题,分别由日本东京大学佐川英治博士作题为“都城的设计与天的祭祀”、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副会长金秉骏作题为“西汉的都城轴线与帝陵”、韩国翰林大学崔宰荣作题为“唐长安城的市场”、韩国外国语大学金相范副教授作题为“北宋东京开封与祭祀”的演讲,从不同角度来探讨都城与历史空间的关系。最后由东国大学教授、中国古中世史学会会长郑炳俊主持了综合讨论。作为与会的考古学者,从最新考古发现对中古都城的宫城、中轴线、郭城等的动态变化,及其变化引起都城形制、功能的变化进行论述,引起韩国国内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的关注,讨论气氛热烈。

  所谓中国,最初概念的缘起从字面上解读,应当是最初始的本义。“中国”本初概念显然由“中”与“国”两个子概念组成。“中”是“地中”或“中土”,“国”则是国家。只有当地中概念与国家政体合为一体时,才能形成“中国”本初概念。《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而地中的标准由某些历史上政治霸权中心所确定的当地圭表测量夏至影长来标定。《周礼·地官司徒》明确指出,地中标准为夏至影长1.5尺。同理,《周髀算经》所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数据,则是另一个地中标准。

   
奥奇尔教授介绍了该中心的业务领域和目前在蒙古国开展的国际合作考古研究(发掘)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在蒙古国突厥(时代)等游牧民族文化领域研究方面,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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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结束后,客人们参观了我所文物陈列室。

 

  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而陶寺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按照笔者研究25厘米为陶寺1尺的结果折算近乎1.6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会议结束后,根据安排参观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首尔大学博物馆,对李氏朝鲜时代的景福宫进行实地考察。随后赴庆州考察,对新罗时期的王京遗址进行考察,先后参观考察了月城、大陵苑、皇龙寺、佛国寺、石窟庵等遗址。

 

 

  构成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 

  庆州市位于韩国庆尚北道东南部,作为一座拥有千年繁荣历史的古都,各种新罗时期的遗迹遍布庆州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庆州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吐含山佛国寺为世界文化遗产。始建于公元528年(新罗法兴王15年),当时称为华严佛国寺或法流寺。金大城(700-774年)在751年开始主持翻建,直至774年惠恭王时期(765-780年)才完工。经过了17年的漫长工程之后,才开始称为佛国寺。目前佛国寺内有多宝塔(国宝第20号)、释迦塔(国宝第21号)、莲花桥/七宝桥(国宝第22号)、青云桥/白云桥(国宝第23号)、金铜毗卢遮那佛坐像(国宝26号)、金铜阿弥陀如来坐像(国宝第27号)、舍利塔(受保护文物61号)等许多文化遗产。寺中的释迦塔和多宝塔是金大成为纪念其父母所建,是韩国最有代表性的古塔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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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出陶寺城址的都城性质,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宫殿区(或宫城)、王陵区、观象祭祀台、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不仅构成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而且构成了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行为、独立仓储区的国库性质、元首墓葬诸多的王权标志物、陶寺文化遗址群向心型的中心与区域的关系等,都充分说明陶寺都城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因此,迄今为止,陶寺是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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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了正在维修的佛国寺的释迦塔,并与现场文物保护人员进行交流。随后参观考察新罗王京遗址。庆州是新罗时期的王京,考古发掘了部分重要遗址,如皇龙寺、天马冢、凤凰台、瑞凤冢等。韩国政府重视新罗王京遗址的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了新罗王京核心遗址复原整修工作推进小组,通过复原新罗王京的遗址,旨在整体还原千年古都庆州的历史风貌。这项工程是韩国总统批准的地区建设事业。目前形成了以月城、雁鸭池、大陵苑、皇龙寺、芬皇寺等核心遗址为主体的遗址公园。新罗王京核心遗址复原整修工作要持续进行到2025年。还参观了明活山城的发掘现场。拜会了庆州大学姜奉远、林玲爱教授,庆北大学郑仁盛教授、朴天秀教授,参观了国立庆州博物馆。访问了庆州圣林文化财研究院,拜会了朴光烈院长。该院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北道,主要从事新罗时期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该院院长表达了想同考古所加强学术交流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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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证据显示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赴釜山拜会了釜山大学金斗喆、梁银景教授,参观了福泉洞遗址博物馆、釜山市立博物馆、大成洞博物馆、金海博物馆等,拓展了学术视野、促进学术交流。

  陶寺遗址今属临汾市,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所以,判断陶寺城址的主人首先应考虑“帝尧”。然而要证实这一点,则需将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与文献关于尧舜的记载进行系统对应,得到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通过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了解了韩国学者中国史的研究方向和进展状况,介绍了中国都城考古的思路和最新成果,为促进中韩两国学术交流,加深韩国史学界对中国的了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首先,陶寺曾经出土过两个最早汉字系统的朱书陶文,其中“文”字分歧不大,而另一个字符争讼纷纭。笔者根据陶寺城址夯土板块技术、城址形状、黄土塬地貌等,解释为“尧”字,本意为“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建造的大城”,特指陶寺城址。因而,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文尧”二字自证陶寺遗址为尧都。此乃陶寺为尧都最直接的文字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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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史迹系统对应。

 

  《尚书·尧典》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陶寺观象台考古发掘和天文学研究,初步判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一个20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日、粟黍稻豆农时。而农时是“敬授民时”最实用的核心,也是文德的实质精髓。

 

  《尧典》说“寅宾出日”。陶寺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就成了一个门。从这个“门”可以看到冬至至4月26日、8月14日至冬至日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这正是所谓“寅宾出日”。

 

  《尧典》说尧的文德光辉“光被四表”。根据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对于大陆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的指称,用圭表测影的数据来标定。由此推测,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的纬线约N35°53′,寻找欧亚大陆的东表点,今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濒临黄海灵山湾,属古嵎夷;西表点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有可能古属流沙;按照陶寺经度线约E111°30′寻找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濒南海,古属南交;北表点位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古属狭义的幽州。先秦文献记载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即7000公里、南北26000里即6500公里。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7563公里,误差率7.4%;南北两表间距为6113公里,误差率6%。由此表明陶寺四表的真实存在被隐藏在《尧典》“光被四表”四字之中。

 

  《尧典》称分别派遣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宅东、西、南、北进行测量。前文所论陶寺四表测量,跨地数千公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是长年持续逐步推进的,很可能在每一个作业区暂住一段时间,完成本作业单元测量之后,再向前推进。这才是当时可行的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