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故居,北齐历史演义的缘起

图片 1

根据王永国的研究,在民间,中国商用数字在江南称“苏州数码”,在四川称“川码字”;用于记账时叫“账码字”,在服装行业叫“衣码字”,在菜蔬交易中称“菜码字”,在药材交易中称“药码字”,在肉货交易中叫“肉码字”,在码头或仓储行业称“码单”等。

去年冬天极冷的一天,我冒着严寒,再次踏上田汉故居寻访之路。

可见,明代人最初编写演义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将《通鉴》等史书进一步通俗化,以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如余邵鱼就声称其编写《春秋列国志传》,“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熊大木亦称其编写《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欲“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隋唐两朝志传》的编写者也声称其书欲“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甄伟编写《西汉通俗演义》,亦欲“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

“商用数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虽然现在已几近消失,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还需要研究。我收藏这些老物件,就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种传统文化。”虽已古稀之年,每每听到有村庄拆迁,王永国仍总在第一时间赶去搜集相关的老物件。

遥想当年,在这并不宽敞的庭院里,田汉架着眼镜,倒剪着双手,踱步于庭院中的青石板路之上,冥思苦想,构思剧情,揣摩人物心理,揣度情景氛围,布局谋篇,决断舍取。搜肠刮肚,遣词铺陈;偶尔,他也会发一发诗兴,于是便勤征雅令向经史,逸赋清吟辞管弦了。

图片 1

“当时我看不懂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里面有名堂。”出于对数字的敏感和收藏的经验,王永国把这几本小说都买了下来。此后,开始了他的解密之路。

数年前,我便曾到访过这所位于北京东城细管胡同的旧址。想写田汉,但不知从何下笔。十载易逝,胡同已新,旧居依然如故。房脊上迎风瑟瑟抖动的衰草,讲述着这里的岁月沧桑,嵌于墙面的标牌,指明了确切的方位。

不过,对于识字不多的普通民众来说,《通鉴》经过“纲目化”“纲鉴化”之后仍然不够通俗易懂,更不消说生动有趣了。所以,为了满足一般民众了解历史知识、喜读历史人物故事的渴求,就有必要将《纲目》类史书进一步通俗化、故事化。于是,明代的一大批“按鉴”通俗演义小说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说是博物馆,其实只是他家中的几个房间。走进房间,墙上桌上,棕色、红色、灰色或大或小的算盘满目皆是。不止算盘,抽屉柜台,打着卷的票据、账本,泛黄的纸页仿佛一碰就散——从全国各地收集来这些老物件,王永国花了17年时间。

又是一阵刺骨寒风,望着那在风中摇曳的红枣,我恍然顿悟,那分明就是田汉的一颗赤子之心。这时我仿佛看见了,紧邻故居的北京五中校园之内,青年学子正迎着彻骨的朔风,在严冬中整齐地列队站立,他们脸虽冻得通红,但是仪态端庄、神色肃然,正在向猎猎五星红旗行着注目礼,我的耳畔也仿佛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令人热血沸腾、激越昂扬、催人奋起的千秋绝响、铿锵旋律。

他们之所以打出“按鉴演义”的旗号,乃是因为《通鉴》通俗化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按鉴”正是为了投时俗之所好。如明前中期,建安书坊清白堂主人杨氏、双峰堂主人余象斗等,在聘请下层文人或亲自动手编撰历史演义前就已刊售不少《纲鉴》类史书。这些书坊主从《纲鉴》类史书的流行情况,很容易测知普通民众对通俗历史读物的需求及其阅读史书存在的困难,虽然他们在刊行《纲鉴》类史书时已做了不少通俗化的工作,但是仍然觉得“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不可以入俚耳”;而民众又有尚史之心、览古之趣,故而为了使史书所记不致湮没无闻,就有必要“敷衍其义,显浅其词”,“俾闾巷颛蒙皆得窥古人一斑”。

“这是一把双人算盘,长1.2米,有41档算珠,是1936年制造的。”王永国双手托起一把刻着“高记算盘”字样的算盘说。如今,这把已经80“高龄”的算盘,依旧算珠圆润,立柱坚实。

田汉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才子,但不是闭门雕琢的书生;其创作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触及了电影、话剧、戏曲多个门类。

因此,历史演义小说之肇兴,确然源自于宋元特别是明中叶以来将《通鉴》等史书进一步通俗化的社会风气,从《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节要》→《纲鉴》→“按鉴”通俗演义,走的正是一条将《通鉴》逐步普及化、通俗化的道路。

王永国收藏了数十本明清到民国时期的红白喜事礼簿、商行账簿、官契、民契、合同等,都使用了商用数字。

故居是正宗的北京四合院,结构严谨,坐北朝南,临街是几间后罩房。陈年的屋瓦,青灰的墙面,精致的砖雕,已经风化的门墩儿,大门朱漆早已剥落退色;小门的门槛儿及脚下的石板与地砖,被无数次出入的鞋底脚踏、硬物触碰,已磨至变形,那是故往寒暑最精确的见证与记录。

与《通鉴节要》《纲鉴》等史书相比,历史演义编写者基于通俗、娱众、补史、教化等意图,在“按鉴”的基础上又对史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衍、生发、虚构、改造,并尽量使纷纭繁杂的史事条理化、故事化、传奇化。这样,历史演义作为“小说”的艺术特性便得以强化、鲜明起来,历史演义编写者的“小说”意识也逐渐得以形成和确立,并最终促使“按鉴”通俗演义衍变为中国最早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这是我的‘镇馆之宝’!”王永国小心翼翼地从玻璃柜中取出一枚刻着“〧”的印章,颇为自豪地说,经考证,这枚印章是汉代的铜权,是距今2000年前后中国商用数字的实物。王永国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通行楚国发明的一套数字,并铸成铜权作为标准。汉从秦制,这枚印章就是实证。

此刻在我眼中,那长长的青石板路,分明就是话剧《关汉卿》终场时,关汉卿当年与乡亲们依依不舍、挥泪惜别的卢沟古桥;那长长的青石板路,分明就是京剧《白蛇传》之开篇,白娘子与许仙雨中邂逅的西子湖头断桥道边。那位“适才扫墓灵隐去,归来风雨忽迷离”的许仙,眼见树下避雨的白娘子与小青,心中不忍,便撑伞相助,于是那段“十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的千古情缘,便娓娓道来了。庭中那几棵至今仍然顽强生长的老树,就是他当年的第一读者与忠实听众,夏日为“白娘子”遮阳挡雨,冬天与“关汉卿”共沐风霜祁寒。

总之,由于《通鉴》特别是《纲目》等被帝王、士人们视为“资治”之工具、“读史之捷径”、“兴教化,淑人心”之利器,以及科举考试、蒙学之辅助读物,故而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欢迎,得到极其广泛的流传,成为普及于世的历史教科书。笔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统计,现存明代万历以前的“通鉴”类史书有20余种,而《纲目》类史书则有140余种,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明显呈现出将《通鉴》简约化、通俗化,乃至逐渐由《纲目》《纲鉴》取代《通鉴》的趋向。特别是坊本《纲目》类史书,不仅简明扼要,文中还多附句读、注音、释义、圈点、考异、批评等,其通俗之意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