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产油国的社会变迁,中东石油经济的崛起及产油国经济的发展

第十六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产油国的社会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石油的开发,中东产油国进入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石油经济的发展也对相关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君主制为主体的产油国,其传统的政治基础是家族政治,主要的社会基础是教俗贵族、农牧民、与统治集团属同一教派的信众和商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发展,统治集团逐渐调整了对一些原主要的支持者的政策,而扩大了对一般民众的争取。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多数保守的产油国也付出很大努力促进社会发展,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之一是发展教育医疗。
一、游牧民人数的下降和变迁
在牧区,主要变化是游牧民人数的迅速下降和部落的逐渐解体。在半岛地区,游牧民一直在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沙特人口中游牧民的比例最多。据福阿德·哈姆扎在1933年出版的《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一书中所载,沙特全国人口中有58%为游牧民,其余为定居人口。
战后,延续了几千年的游牧制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首先,游牧业的环境恶化。市场对游牧民传统的畜牧业产品需求减少。一些产油国从国外大量进口活牲畜、肉乳制品并为其提供可观补贴,对牧民饲养的牛羊构成冲击,而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推广使对骆驼的需求下降,在沙特还沉重打击了游牧民从事的朝觐者运输业。在一些地区,过度放牧造成了牧场退化,干旱和沙漠化也影响了游牧民的生存能力,而始于战前的国家边界的确定,则限制了游牧民的迁移。
其次,城市、油田和政府的准军事力量的发展为游牧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及良好的入学和医疗条件。同时,一些地方如油田的固定水源也促使牧民在周边定居,以方便畜群饮用,尤其是在夏天。20世纪90年代中期,沙特国民卫队现役人员达到7.7万,且装备精良。根据一般规律,游牧民定居首先是务农,但在海湾国家,他们有许多人直接进城,跳过了务农阶段。不过,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出租车司机、花工、门卫、向导、国民卫队士兵、建筑工人等。大批移民造成了牧区劳动力的短缺,沙特甚至得从较落后的约旦、伊拉克等邻国输入牧民。同时,大批向外移民削弱了部落家族关系,尽管在城市里居住的酋长往往与原部落仍然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另一方面,部落仍然保持强大的影响,在城市中同一部落的人往往住在一起,部落家族联系帮助了进城的新移民对环境的适应;同时新的部落继续在形成中。
留在农牧区的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其生活方式也出现变化。他们从政府那里领取补助金,获得牲畜、良种、饲料补贴和购置汽车的补贴,购买了水泵、拖拉机和汽车,汽车成为游牧民不可或缺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运送水、牲畜,并看管骆驼,一些大牧主还添置了长途放牧所需的运水车。因此,牧民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延长了,而迁移的速度提高了。当然,从政府政策中获益的主要是大牧主和酋长。此外,各国也出现了一批利用外籍劳动力的现代化养殖场。
二、定居农村的社会变迁
在定居农村,战后的阶级关系出现了更为重大的变动。大地主在两次大战之间一直是政治经济主导性的力量,其特点是基本上为居住在城市中的外在地主,其来源包括商人、官员、酋长、宗教上层等,但他们在两伊的土改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土地大量被政府收购(伊朗王室在“白色革命”前即开始主动出售土地)。许多大地主利用政府的赔偿,大量投资于工商业而摇身一变为资本家;其他人往往在保留的土地上采用机械化耕作和雇工,成为农场主。
伊朗土改的目的在于把大地主的土地转入富农和小地主之手,从而把上层农民纳入政府的社会基础,促进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土改的配套措施包括森林、牧场和水源的国有化。在土改中,小地主受触动较少,雇农没得到任何土地,而且原先佃农对租地的占有不均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根据1974年土改结束时的一项调查。33%的农村人口无地,39%的人平均占地2公顷,12%的人平均占地7公顷,14%的人平均占地18公顷,0.5%的人平均占地190公顷。土改后成立的合作社也主要为富农所控制。伊拉克自耕农的比重更大一些。20世纪70年代中期,农业工人占伊拉克农村人口的3.9%,基本无地的雇工占10.3%,贫困小农15.6%,中农41.5%,富农20.7%,农业资本家和地主8.0%。对于土地规模不足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他们必须靠租用土地、出外打工、进城做事、从事手工业活动等方式补贴家用。加上政府对农业的忽视,两伊土改的整体效果不好。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伊拉克逐渐改变了政策。1983年的35号法通过后,集体农场减少了,合作社消失了,对拥有土地上限的规定放宽了,对土改中接受土地的农户的控制放松了。因此,农户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信贷,接近国家的批发市场,其发展加快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于1980年通过土地分配法案,没收了5万公顷的地主土地并租给农民,同时将75万公顷的贫瘠地和荒地分给农民。
在沙特,小农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始使用农机、化肥、良种并获得更多的灌溉用水,生产的商品化也得到发展。同时,也出现了采用现代耕作方式的农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大农场获得了政府分配的大部分国有土地,发展迅猛,成为国家信贷、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补贴的主要受益者。大农场主要使用外籍技术人员和外籍工人,生产小麦和禽蛋。20世纪80年代中期,6家大公司就控制了沙特30%的小麦市场。另一方面,小农因难于得到国家信贷、地下水位下降和人口增加等因素而面临着经营困境,许多人失去土地而流入城市,甚至出现了整个村庄被遗弃的情况。1975年以后,政府加强了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向城市大量移民的情况才得到缓解。1990年,沙特农牧民的总人数下降到56.9万,仅占劳动力总数的9.9%。
三、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大资产阶级
城市的社会结构变化较大,伊拉克1977年城市社会结构状况。
在半岛国家,土地资源的匮乏和部落土地制的长期存在使地主阶级势力不大,而商人历来拥有重大的影响。他们是王室、埃米尔资金的提供者,因而享受种种优惠,并成为王室的政治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石油收入的增长使王室得以逐渐摆脱对商人的依赖,前者继续给予商人以经济上的好处,而阻止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伊朗商人在礼萨汗时期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在伊拉克,战后大资产阶级遭受了国有化的沉重打击,而在其他国家则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在战后初期的半岛各国,为西方石油公司和王室提供物资、承包工程成为私人资本崛起的重要途径,如卡塔尔的曼尼家族和达维什家族。此后,私人资本从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展计划拨款、政府采购、免税政策、低息贷款、水电补贴、用地补贴、进口半成品、设备补贴、外资准入限制等一系列措施中受益。例如,政府往往将城市中的土地廉价转让给私人,然后再高价购回用于开发,房地产商从中获利无数。在科威特,1960-1965年度,购买土地的支出占到政府总支出的24%。再有,由于政府规定外资必须有当地合伙人才能开办公司,本地人便可轻松入股或出任外国公司代理,坐收大笔红利。像卡塔尔的达维什家族在20世纪50年代即担任了奥斯汀、菲利普、邓碌普、通用电气、大众、奥迪、菲亚特等着名西方公司的代理商。在沙特,战前有一定独立性的汉志商人遭到冷遇,而与王室、官僚有密切人际和地缘关系的内志商人迅速崛起,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实业家集团和政府的政治支柱。此外,20世纪70年代的开放促成了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在伊拉克,1973年,在政府注册的承包商达到2788人;1980年,百万富翁的人数超过700。
产油国大资产阶级有如下特点:第一,强烈的依附性。表现在对政府发展计划、裙带关系及外资的严重依赖上,多数经营效益较差。第二,崛起的迅速性。第三,构成的单一性。由于多数产油国基础很差,国家垄断了基础工业,而伊拉克又进行了国有化,因此除伊朗外其他国家的私人资本主要限于商业、进出口、建筑和金融、服务业,在制造业方面较为落后。第四,跨国发展较早。大量的石油美元使私人资本很快转入金融业,而国内市场的有限促使其大力向海外拓展,尤其在海湾地区。如科威特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从事对外投资的私人大公司有科威特国家投资公司、“国际石油财团”和浮图赫投资公司等。
四、城市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阶级成分庞杂,包括传统的小商贩、小业主、手工业者,以及新兴的公务员、专业人员、军官等,后者常常被西方学者称为“新中等阶层”。在产油国,传统的小工商业者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大资产阶级和国有企业的发展迅速并存在进口商品的激烈冲击。这是由于中东传统的家族因素和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等所决定的。在伊拉克,1962年大型工业企业职工占就业总数的64.3%,小型企业为35.7%;1981年,上述比例分别为73.3%和26.7%。可见,小企业依然占有可观的比例。在伊朗,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发展,传统的巴扎商人受到忽视,他们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家职能的扩大导致的行政机构的迅速膨胀和国营企业的增加,教育和城市化的发展等原因,造成了“新中等阶层”的不断壮大。从教育方面看,战后各国均经历了迅速的发展,此外还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沙特,政府规定所有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公民均须为政府工作至少5年,否则即违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沙特首都利雅德87%的公民在政府部门任职。教育的发展为中小城镇的居民进入社会上层创造了条件。在伊拉克,1958-1963年,36%的内阁部长来自2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1963-1968年这一比例达到63%,20世纪70年代则高达75%。
五、奴隶、产业工人和城市贫民
在城市的中下阶层中,奴隶是唯一彻底消失的阶层。1952年,卡塔尔埃米尔颁令解放奴隶。1962年,沙特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阿曼在卡布斯继位后,也宣布废奴。
产业工人是另一个迅速崛起的阶级。不过,由于产油国的制造业相对落后,他们的人数一般不多,且包括大批外籍劳工,只有两伊例外。1977年,伊拉克的工人约有105万,其部门分布比例如下:政府部门4.8%,建筑业28.1%,公用事业0.6%,制造业8.4%,采油和其他采矿业1.6%,交通运输业9.9%,服务业17.8%,失业者7.1%,不详者5.5%;此外,以上数字中包括小型作坊的半熟练和非熟练雇工,制造业中为19623人。在伊朗,工人阶级从20世纪50年代的200万发展到70年代中期的400万。为了笼络工人,白色革命计划规定在雇佣10人以上企业中,由工人分享20%的利润,实行最低工资,并由政府仲裁劳资冲突。1975年又提出工人分享大企业1/3的股票,而实际上参加分红的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3.8%,企业只占2.4%。但工资确实增长较快,1963-1972年平均年增长7%。在沙特,1985年仅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员已达到206.9万。由于部落、宗教、教派、国籍等因素的影响,产油国产业工人队伍内部的凝聚力较差。
然而,迅速的城市化在个别城市如伊拉克的巴格达产生了大片的棚户区。伊朗的德黑兰虽然没有这样,但穷人集聚在南部的老城区,这里拥挤不堪,环境恶劣。城市贫民成为两伊重要的社会阶层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沙特,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一度出现过因农民大批向城市移民而无法就业所致的贫民。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教育的本国公民不断增长,而他们向往的公务员职位却处于停滞状态,石油跌价使私人企业的需求也十分低迷,毕业生以文为主的专业结构,非就业人员享受的优厚待遇,加上对体力劳动的厌恶,由此出现了产油国独特的“知识失业”一族。到90年代后期,这一群体人数的增长已经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六、官僚资产阶级与宗教人士
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他们由国营企业的经理组成,管理着油田、工厂、基础设施和一些服务类企业,拥有相当的权力。在产油国,规模最大的企业几乎全部是国营企业。国企经理的任命时常受到家族裙带关系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素质。这些企业通过订货、发包工程等渠道与私人企业相联系,而一些国营企业的经理在离职后常常会进入私人企业任职。
宗教人士是一个传统的、权力显赫的社会集团,曾经长期控制着教育、司法大权和大量土地、不动产,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官僚的重要来源。然而,战后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司法的世俗化和宗教阶层的官僚化逐渐限制了他们的传统特权。在沙特,1970-1971年度培养宗教法官和宗教教师的宗教学校在校生仅为8800人,而各类现代中学在校生总数高达92479人。此外,沙特宗教大学的专业也进行了改造,设置了社会学、教育学、工程学等专业。20世纪70年代初,沙特的大穆夫提去世后,政府取消该职务,同时设立司法部。一些学者指出,在沙特,海归派地位最高,世俗大学毕业生居中,宗教大学毕业生最低。但是,除伊拉克外,其他产油国的宗教界依然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像沙特的宗教人士继续控制着宗教教育局、女子教育总局,并参与国家大政。在伊朗,宗教阶层遭受政府的强力压制,双方的关系极为紧张。
七、外籍人员
外籍人员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十分重要的新集团,尤其是在人口稀少的半岛六国,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75年,六国外籍人员的总人数为138.74万,其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为:阿曼34.0%,沙特43.0%,巴林39.6%,科威特69.4%,卡塔尔81.1%,阿联酋84.8%。到1990年,沙特官方公布的外劳数字已达到384.8万,占国内劳动力总数的66.7%。从来源看,早期的中下层外劳主要是阿拉伯人,来自也门、埃及、约旦、巴勒斯坦、苏丹等国,高级专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勤劳、守纪律着称的亚洲人迅速增加,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泰国、斯里兰卡。阿拉伯人一般从事行政管理、教学工作,而亚洲人则主要是建筑工人、产业工人、出租车司机、保姆等。外劳工资低,且与其来源国收入挂钩,他们无法享受劳工法保障,更不能组织工会,其升职、携眷、旅行、归化等均受到严格限制。以归化而言,产油国一般只允许阿拉伯妇女入籍,且人数有限。产油国也通过严厉的护照管理、工作期限控制来限制外劳人数的扩大,并通过封闭的劳工营、飞地型的工业城市等将外劳与本国人口隔离开。许多学者认为,本国人与外籍人员的对立是产油国社会分裂的主要表现。
八、民族与教派问题
民族与教派问题是产油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民族看,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伊朗的非波斯人是本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而伊拉克、沙特和巴林等国的什叶派则是重要的少数教派。战后,一些国家采取了压制少数群体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变他们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在伊拉克,1978年什叶派各省的小学生占全体人口的20.8%,只稍低于逊尼派省份;但中学最高年级的学生在人口中的比例,什叶派省份仅为0.28%,而逊尼派省份为0.45%。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1975年冲突结束后,政府增加了投资,到1976年共向库尔德地区提供了11亿美元贷款,用于工业、水利、教育、医疗、公路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在沙特,20世纪70年代末在盛产石油的东方省爆发了什叶派的反政府骚乱,原因之一是什叶派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而骚乱后政府加快了东方省的经济开发。
九、两极分化问题
在富裕的产油国,财富的两极分化成为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在伊拉克,1971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出25%;同年,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收入的26倍。1977年,伊拉克和伊朗的贫困人口分别为150万和870万,占两国人口的13%和25%。王室成员、企业家、承包商、经纪人和政府高官成为产油国城市的新富。同时,各国政府也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社会福利,免除公民的税收负担,并对食品、住房、水电等提供大量补贴,实行免费教育、医疗,但社会鸿沟依然存在。
总而观之,当代中东产油国经历了迅速而重大的社会变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其间,各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社会矛盾。在两伊,这种矛盾主要存在于国民内部,也相对尖锐,并最终导致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严重的民族、教派纷争。在海湾六国,矛盾相对缓和,并且主要体现在本国国民与外籍移民之间。总而观之,与经济相比,产油国的社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孙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三人突然同时越出,举枪刺向孙策。孙策大惊,不过久经沙场的他马上镇静下来。他身上的铠甲让他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而在这一瞬间,孙策已经拔出了手中的长剑,长剑划过,前面的两个人应声倒地。正当孙策自鸣得意的时候。一只箭突然飞了过来,那箭如流星一般直刺如孙策的咽喉!那箭太快了,快的孙策都没有反应。而且他没有马上死,甚至还看清箭上的两个字:复仇!那射中孙策的人恨恨地说:“孙策,我叫你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许贡手下的家客,今天特来为主人报仇。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说着,他笑了,不过那是万分凄厉的笑声,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这时,他听见一片嘈杂声,他知道孙策的手下来了,他自己也不可能活着离开了。他从已死的那两个人手里拣起长矛。冲他们的尸体说:“我们已经为主人报仇了!”然后他把长矛刺入了自己的心脏!他倒下了,可是脸上还带着笑,因为他已经无怨无悔!

第十五讲 中东石油经济的崛起及产油国经济的发展

一、产油国的崛起与石油收入的独特性
中东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1901年,波斯与英国富商达西签订了中东第一个石油租借协定。1908年,达西找到了商业性油贮,1909年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波斯、伊拉克、沙特和巴林在二战前已开始生产石油。其他国家的石油生产时间:科威特,1946年;卡塔尔,1949年;阿布扎比,1962年;阿曼,1967年;迪拜,1969年。
1912年,英、荷、德和土耳其联合成立土耳其石油公司,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美国公司于1927年获得该公司近1/4的股份,于1928年在巴林、1933年在沙特获得石油开采权,此后又在科威特得到石油租让权。到1972年,美国5家石油公司控制了中东石油开采的51.3%,英国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共为30.8%,法国石油公司为4.9%。此外,日本石油公司也在海湾地区参与了石油开发。
西方石油资本控制和掠夺中东石油资源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第一,石油租借制。1939年,中东8国出让的租借地总面积为326万平方公里,占8国国土总面积的85.3%。租借期限为60-92年不等,产油国得到的只是少量的矿区使用费和石油税。第二,垄断石油价格。20世纪60年代,1吨亚非拉原油价格仅为10-12美元。第三,在产油国片面发展采油业,而西方国家全面垄断了石油的提炼、运输和销售等下游业务。由此,西方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
战后石油生产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产油国的面貌。1940年,中东石油产量仅占世界的4.4%,1977年猛增至39.4%。1960年,中东石油出口占世界的56.1%,1975年达62.7%。石油收入的迅猛增长导致了中东地区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战前,中东的发达地区是东地中海沿岸各国。但随着石油生产的发展,经济一向落后的海湾地区迅速崛起,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地区。1958年,沙特的GNP仅是埃及的36.4%,1982年一跃而至581.8%,同年人均GNP达1.8万美元,为埃及的23.2倍。
在战后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产油国是一类极其独特的国家,它与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同属第三世界经济业绩最佳国家之列。但是,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和效果等方面看,产油国与非产油国差别很大。就产油国而言,主要特点首先是石油潜在的大规模提价的可能性,其次是石油收入不同于一般的国民产值的特点。
油气的生产和出口迅速增长。究其原因有四。第一,石油天然气作为能源是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国防和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其需求远大于其他原料,后者有时仅是个别经济部门所需要的。第二,石油天然气具有种种优点,难以为其他燃料所取代。而石油的替代能源因各种原因而难以推广。第三,虽然化学合成工业是农业原料和非石油矿业原料的一大克星,但它却是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重要市场。第四,石油供应的价格弹性较低。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地质勘探的困难,使得石油生产在世界范围内很难在短期内迅速提高。
由于以上原因,产油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油价而不必担心西方的抵制。但20世纪70年代两度大幅度提高油价终于促使形势逆转。高油价刺激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勘探和生产不断发展,同时迫使西方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能源,加上1973年以后西方经济的长期停滞,最终导致1983年石油价格的下跌。石油繁荣为石油衰退所取代。
那么,汹涌而来的石油收入究竟具有什么特殊性呢?笔者同意许多学者的看法,认为它是一种地租性收入。地租是供给弹性相对不足的土地的收益,而土地属于自然资源,因此地租被认为是“上天赐予的收入”。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地租或租金就是“超过用来将生产要素吸收到生产活动中所需成本的收入”,即稀缺租金。与商业性资源储备有关的租金还有两类:①差异资源租金,矿物资源因其质量的不同所产生的租金。中东石油因为油层浅、油井自喷率高、大油田多、运输方便等优点,生产成本很低。②垄断租金,因为跨国公司垄断资源而产生的租金。据认为,中东石油收入中地租成分占到了85%以上。
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经济中都包含地租因素,而中东产油国的这种依赖达到了罕见的程度,以至人们提出了“地租型国家”“地租型经济”的概念。
决定地租型经济的因素包括:第一,地租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科威特1980年的GDP中,石油地租的比重达到了70%,而产油国挪威仅为16%。此外,1979年科威特的石油收入占其出口总值的94%、政府收入的93.2%,同年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值的88%来自石油部门。Mahmoud
Abdel-Fadil,“The Macro-behaviour of Oil-Rentier States in the Arab
Region.”in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The Rentier
State,pp.94-95.第二,地租型经济大量依赖于外部地租。无论在国有化之前或之后,外国公司始终在石油生产中有很大影响。因此,石油生产与产油国经济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后者因而无须发展一个强有力的生产部门。第三,参与创造地租的只是极少数人。石油工业雇佣的人数不多,尤其是本地就业人员不多。在海湾地区,一般仅有1%……3%的劳动力在石油部门中工作。第四,地租收入完全为政府所控制。这反映在早期西方公司上交的石油税和矿区使用费,以及后期的石油国有化上。因此,税收的作用不大,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地租收入的分配。第五,产生地租收入的部门为“飞地型经济”,它们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缺乏前后向联系。产油国石油工业与国民经济的主要联系就是资金。
所以,中东产油国具备了上述5个条件,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租型经济”。在战后第三世界的原料生产国中,基本上只有产油国具有迅速增加地租收入、从而成为地租型经济的可能性。这对产油国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二、产油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在海湾八国中,两伊与半岛六国的发展条件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是自然环境。产油国的共同特点是耕地稀少、雨量不丰,但两伊要好一些。因此,六国经济以游牧、采珠、渔业、造船和航海业为主,而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其次,除油气外,产油国的其他矿物资源较为贫乏,而伊朗是中东产油国中仅有的拥有多种矿物资源的国家。两伊也拥有较多的人口和熟练劳动力,而海湾国家人口少、素质差。最后,八国早期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相比于半岛各酋长国,两伊的发展基础要好得多。
产油国战后的经济发展可以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稳定政治经济形势、加强中央集权、实施国家干预经济和初步的发展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致力于稳定政治经济形势,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现代内阁制和庞大的官僚机构,确立现代预算制度和财会制度,发行国家货币。
在沙特,1953年伊本·沙特去世前不久,原汉志代表会议改组为大臣会议,其管辖权由汉志扩大到整个王国。在科威特和海湾各酋长国,行政机构的建立是在殖民地时期开始的,并受到宗主国的强烈影响。此外,产油国政府也致力于在内阁中创立负责经济发展的部门,如石油部、国民经济部、计划部、农业部、工业部、教育部、卫生部等;建立正规的预算制度和会计制度;确立本国的货币;发展官僚机构,等等。
第二个重大步骤是由国家尝试控制主要的经济资源,尤其是石油,对外资、买办大资本实行限制,确立国家主义的发展政策。
产油国逐步加强了国家对石油资源和油价的控制。1950年,沙特与阿美石油公司达成利润对半分成的协议,后为他国效法;与市场价格脱钩的石油标价制度的确立也大幅度增加了各国的石油收入。沙特的石油收入因此从过去公司纯利的10%……20%上升到60%。石油国有化最早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伊朗,但未成功。
海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产油国经济。以沙特为例,1944年以前,政府的年石油收入不超过400万美元,而1955年高达3408万美元。在1947-1948年中,石油收入已占预算总收入的65.2%;而且1948年以后沙特外贸开始出现长期顺差。
国家独立前后,外资和买办资本在中东的金融、外贸、制造业、公用事业、采矿、农产品加工、运输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买办资本中主要是一些在民族、教派、地区起源上与统治精英不同的阶层,从而大大加深了双方的隔阂。1950年,伊拉克政府允许犹太人离境,国内的犹太商人均前往以色列。
在中东,除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的背景外,资产阶级的“异质性”及其破坏国家政策的行为、石油美元大量涌入国库、阿以战争引发的驱逐犹太人运动等等都是促成中东国家对外资和买办大资本展开国有化的独特原因。
第三个重大步骤是制订发展计划,促进经济发展。1949年,沙特政府宣布了四年发展计划,其投资大半用于交通运输。伊拉克于1951-1955年间共实施了四个发展计划,其中农业占总费用的33%……45%。在尚未独立的阿联酋,英国人帮助实施了最初的发展计划。
在农业中,封建土地制是妨碍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伊拉克,为了缓和土地问题,政府向农民分配了210万杜诺姆土地。但是,占农村人口不到1%的大地主仍拥有55%的耕地。
但是,这一时期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石油公司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沙特于1951年建成联结利雅德与达曼的铁路,全长565公里;沥青公路从1950-1951年度的45公里猛增至1959-1960年度的1660公里,而这主要是由阿美石油公司完成的。公司也于1945年建成了该国第一座炼油厂。
在一些落后国家,现代教育也正式开始了:卡塔尔,1951年;阿联酋,1953年;阿曼,60年代。在科威特,政府早在1955年即率先免除个人税收,并确立了免费教育、医疗和水电补贴的方针,甚至部分惠及外籍劳工。
第二阶段,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促进国家干预经济和经济发展时期。本阶段以伊拉克共和制革命为开始标志,发展的主要特点为:
第一,继续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确立有利于现代化的开明的领导力量和意识形态。1961年,英国承认科威特独立。1971年,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建国。在伊拉克,1958年革命后建立了共和国。在沙特,费萨尔亲王于1964年出任国王,确保了现代化的进行。在阿曼,赛义德素丹开始了初步的改革,而1970年卡布斯继位大大推动了阿曼的现代化进程。
具有新思想的领导层提出了有利于现代化的开明的意识形态。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沙特的“伊斯兰现代化”模式和伊朗的“白色革命”代表了产油国现代化的三大类型。其他国家则介于沙特和伊朗之间。总之,现代化成为所有产油国的共同目标,而有关思想成为这些国家统一国民认识,促进国家统一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第二,进行以国有化和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经济改革,打击敌视政府政策的传统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
伊拉克1958年革命后,私人资本即从工业中大量撤资,蓄意制造消费品匮乏。1964年5月以后,商人们开始了新一轮投机、资本外逃和商品短缺。阿里夫政府即于7月宣布,对所有银行、保险业、进出口公司和大多数工业进行国有化,私营企业仅限于小型工业、零售业和运输业。1958年后伊拉克也开始了土改。政府规定土地最高限额为1000杜诺姆水浇地或2000杜诺姆旱地。同时政府还要求农民成立合作社。截至1971年,有地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90%,到1974年,全国已有合作社1386个,集体农场72个。然而,由于政府缺乏行政技术人员、官僚的低效率、缺少公路、水坝和储藏设施,以及地主对合作社和水源的控制,土改的成效不明显。
海湾六国未进行土改,但向农牧民提供了一些国有荒地。1968-1979年,沙特共分配土地42.5万公顷;到1969-1970年度,全国成立了39个合作社,参加人员1.7万多。1966-1973年,阿曼、科威特、沙特和卡塔尔等国也先后开始实施发展计划。不过,半岛国家重视的仍是基础设施,后者在沙特和阿布扎比的“一五”计划中分别占到50.3%和1/4。投资规模明显扩大是本阶段发展计划的另一个特征。伊拉克1951-1952至1960-1961年度的发展计划总投资为9.6亿伊拉克第纳尔,而1959-1960至1969-1970年度增长到15.217亿第纳尔。
在收回资源主权的同时,各国也努力建立本国的石油工业。沙特于1962年成立了石油矿业总局,负责石油和非石油矿产的生产、储运、销售、加工和发电等。在这一时期,各国的石油生产有了大幅度增长。沙特、科威特和伊朗产量最高,并且增长迅速;阿联酋、卡塔尔也很快,而伊拉克和阿曼则较慢,其原因与所在国的西方石油公司或政府的政策等有关。巴林在前期的稳定增长之后,从70年代起减产,因为储量有限。
年平均增长12.4%。半岛国家发展的重点是电力等基础工业、炼油和进口替代性质的食品、水泥和化学工业。在沙特,1962和1964年分别颁布了民族工业保护条例和外国资本投资条例。科威特于1964年成立了石化工业公司,而石油资源不足的巴林炼油业除本国原油外,还能加工沙特的部分原油。
在农业方面,伊拉克在1958年以后,尽管进行了土改,农业的技术装备也不断改进,但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并无增长。农业的不振促成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沙特通过1965年创办的农业发展银行提供农用资金,并大力兴修水利,兴办示范农场、社区发展中心和合作社,向农民传授现代技术。
各国的基础设施有了长足的发展。沙特到1970-1971年度,沥青公路的总长度增长至8759公里。国内的汽车总数到1969-1970年度猛增至174869辆。到1968年,沙特已拥有3个国际机场、19个国内机场。
产油国的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沙特,1960-1961至1970-1971年度,小学生人数从104203人猛增到369803人,初中生人数从7875人增加到62253人。
经济的发展使外籍劳工在产油国的人数逐渐增长,而阿曼的海外侨民开始回归。20世纪70年代初,外籍人口已占巴林总人口的17.5%,卡塔尔总人口的60%。
第三阶段,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期。本阶段以石油价格的上涨为标志,发展的主要特点为:
第一,以十月战争为契机,全面收回石油资源主权。
1973年10月6日,十月战争爆发。17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实行减产、禁运、提价和国有化四项措施。之后,阿拉伯产油国分别减产10%或者更多,并对美国及荷兰实行禁运。此前的10月16日,海湾国家单方面宣布提高标价70%。12月底,欧佩克决定自1974年1月1日起再次提高标价120%,阿拉伯轻油每桶达11.651美元。西方国家垄断油价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十月战争后石油斗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收回资源主权的运动取得全面胜利。1975-1977年,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迪拜的石油业全部实现国有化,沙特签订了接管阿美公司全部股份的协议,阿布扎比则签订了增股至60%的协议。
第二,维护油价的斗争。欧佩克于1974年决定把矿区使用费率和石油税率分别提至16.7%和65.66%。到1979年4月,每桶标准原油的价格达到14.546美元。1978年伊朗革命和随后两伊战争爆发使世界石油供应出现严重短缺。欧佩克随即连续大幅度提价。到1981年1月,每桶石油的价格高达36-40美元,西方称之为“第二次能源危机”。
第二,以巨额石油收入为基础,展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方式看,产油国可分为三类。
伊朗和伊拉克。其发展计划开支迅速增加。伊拉克1970-1974年发展计划的开支为19.32亿第纳尔,而1975-1980年发展计划达到了162.696亿第纳尔。各国还新建了一批现代化机场和港口,以及大型海水淡化、发电综合设施,其中科威特拥有世界最大的海水淡化厂。
在农业方面,各国政府继续发展水利设施,扩大耕地面积。截至1979年,沙特共建成33座水坝。1971-1976年,沙特的耕地增加30%。到70年代末,沙特已建成16个牛奶场、158个肉鸡场和118个产蛋场,其小麦出口到1987年高达170万吨。但由于各种原因,六国的许多农产品仍无法自给,只有乳肉、禽蛋和蔬菜的自给率较高,个别国家甚至有出口。
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也是海湾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其中金融业尤其突出。海湾国家纷纷把盈余的石油资金存入发达国家的银行,以后又改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进行直接投资。1977年,沙特的海外资产达680亿美元,伊朗为220亿美元,伊拉克70亿美元,科威特310亿美元,阿联酋160亿美元,卡塔尔50亿美元。海湾国家由此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大国。20世纪70年代末,巴林取消外汇管制,吸引了大批外国银行,迅速发展成为波斯湾的金融中心。在科威特,海外投资收入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收入。此外,产油国也向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等提供大量外援和投资。
过境贸易在海湾地区的服务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阿联酋的迪拜,发展成为海湾规模最大的过境贸易海港,1983年过境贸易总额超过10亿美元。
外籍劳工的人数增长迅猛。1975年,在六国的外籍劳工总数达到171.97万人,他们在沙特就业人数中已占43.0%,巴林为39.6%,科威特69.4%,卡塔尔81.1%,阿联酋84.8%,阿曼34.0%,总平均为48.7%。这些移民主要来自阿拉伯国家,17.6%来自亚洲国家,2.1%来自西方国家。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海湾国家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教育的发展迅猛。
战后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1960-1975年,伊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5%,沙特为10.2%。1979年海湾国家的人均GNP为:伊拉克1602美元,伊朗2344美元,阿曼2520美元,沙特4980美元,巴林3790美元,卡塔尔11670美元,科威特12700美元,阿联酋14420美元。
第四阶段,经济调整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大幅度跌价,使中东产油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1981年相比,1985年沙特石油收入减少65%。90年代中期以后,油价继续低迷。许多国家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经济发展项目受到影响,80-90年代经济增长已低于中东非产油国。各产油国政府采取了下述调整措施:
第一,根据石油收入的增减调整预算规模。如沙特“四五”计划总投资为2770亿美元,比“三五”计划减少230亿美元。在预算中,行政、国防、补贴、福利开支和基建投资都大幅度降低了。但在石油价格回升后,许多产油国又纷纷增加预算开支,维持经济增长率,沙特“五五”计划投资就高达1万亿美元。
第二,大力发展制造业、农业、贸易和金融业,加强经济多样化。到90年代末,沙特非石油制造业在GNP中占到9.4%,阿联酋为11.2%。同时,各国对石油下游工业也大力投资。截至1996年底,海湾六国原油年加工能力上升为2.34亿吨。不过,六国对采油和天然气开采、液化也进行了大量投资。在农业方面,沙特从粮食进口转为出口,1987年出口小麦170万吨。阿联酋则主要发展贸易和过境贸易,1996年其非石油出口和再出口已超过石油出口25.9%。同时,迪拜发展成为海湾的转口中心,与世界12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科威特和巴林则成为海湾地区的金融中心,海湾战争前科威特的人均海外投资和存款居世界第二。此外,旅游业也受到各国的重视,海湾地区已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
第三,鼓励私人投资,积极引进外资。1997年,国营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的国有股份下降为49%。到1996年,沙特的GDP中,私人企业的份额已达35%。伊拉克也把一批轻工企业、旅游设施和大型工矿企业出售给私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私企产值已占GNP的1/3以上。在利用外资方面,伊朗近年规定,外资在合资项目中所占份额可超过本国资本,在某些行业中甚至可拥有99%的股份。
第四,推动经济开放和国际化经营。阿联酋除阿布扎比外,其他酋长国绝大多数货物均可自由进口,1993年以前关税仅为1%……3%。在工业发展上,各国积极致力于建立自由区和工业区。如阿联酋共拥有11个工业区;阿曼建立了5个工业区。同时,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化方面,沙特重新向国外开放了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并在海外投资于石油的提炼、储存和营销。
第五,改革福利体系。各国逐步减少政府对水电、住房、医疗、汽油的财政补贴,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多元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改革金融体系。各国银行加强联合和扩张,向投资银行和消费信贷银行转变。一些大银行多与国外大银行有合资项目,通过联合、设立分支机构或兼并、收购进入地区市场。许多银行在共同基金的管理上取得进展,并制定了扩大小额贷款的战略。各国也通过发展证券市场来吸引私人资金,促进私有化,并允许外资进入股票市场。
第七,积极培养本国职工,减少对外劳依赖。沙特提出在“四五”计划期间裁减60万外籍劳工,同时使本国公民在劳动力中的比例由40%上升到50%。但到1990年,沙特外籍劳动力仍占66.7%。阿联酋在世纪末制订的计划中,要求到2015年本国人就业比率达到12.7%。
不能否认,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产油国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们已摆脱了传统的农牧业经济格局,拥有了发达的基础设施和一定规模的工业,人力资源的素质也有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原有社会经济条件的落后和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特别是地租性石油收入生产的负面影响,这些国家在许多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并表现出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种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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