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甘桑疑似石刻的观察和初步认识,广西考古发掘8万年前旧石器时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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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百门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工作目前正在紧张进行。6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向外介绍称,通过发掘和比对,初步推断遗址距今8万至1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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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遗址考古学证据明确,从出土石制品和采集的石器标本类型、打制方法、石器特征,以及地层堆积等方面分析,初步推断其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年代距今8万-10万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安益介绍,该遗址与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群石器特征密切相关,是百色盆地旧石器文化的延续,对研究百色盆地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具有较高价值。

  首先,低倍数下观察沟槽底部与侧面,未见任何工具形成的规律性痕迹(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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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门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凌云县百门屯,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出土少量打制石制品,主要为砍砸器。该遗址为凌云县首次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的年代对凌云县历史年代的重新确认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三,如果这些沟槽确实为某种工具刻划而成,沟槽的侧壁会留下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规律性痕迹——成组的、方向相近或相同的微痕排列(图八)。事实上,疑似古文字刻痕的沟槽侧壁与沟槽底部具有相同的表面特征,均表现为碳酸盐岩经溶蚀形成自然蚀面,将其形容为微观的喀斯特现象或许更为合适(图九)。

  “许昌人”遗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镇,是一处由泉水形成的水塘或小型湖泊(滨湖相)遗址。遗址出土的两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兼具中更新世古老型人类、早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特征,光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约12.5-10.5万年,相关成果于2017年3月发表在美国Science杂志。但是,在该遗址的沉积环境及形成过程研究方面,尚未开展详细的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2017年5-7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

  据了解,2015年,为配合广西乐百高速公路(乐业至百色高速公路)建设,文物保护人员在凌云县境内的伶站路段近澄碧河阶地发现了百门、伶内、巴命3个旧石器遗址,共采集到打制砾石砍砸器近40件。(作者:张广权
黄腾 郑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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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已接近尾声。

图四
 对岩石上的疑似古文字进行微痕复制

责编:韩翰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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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西朱封遗址出土绿松石珠表面的一道沟槽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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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常临水而居,考古材料在埋藏过程中难免受到水流等外动力的扰动。因此,了解和重建考古遗址的形成过程,是研究考古材料的第一步,也是研究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近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浩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占扬、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Matt
Lotter以及南非金山大学Kathleen
Kuman合作,从地质考古学的视角对“许昌人”遗址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该遗址不同地质层位的沉积环境及其对遗址本身的改造程度和影响。相关成果6月15日在线发表在国际权威考古学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上。这是地质考古理念和方法在中国旧石器遗址研究中的一次有益尝试和探索,为今后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关于甘桑刻字石片,目前仅经过肉眼观察,我们发现部分笔画的刻痕颇为新鲜,刻痕内表面与石片表面的次生变化程度也不一致。况且,这些石片多为泥质灰岩,并不像透闪石或石英岩等致密坚硬材料在埋藏环境中可以稳定地保存。也正是因为石片表面条件不太好,经测试发现微痕复制极可能进一步造成表面伤害,在与平果博物馆同仁商议之后放弃了微痕复制。但是,如果有必要,这些刻字石片可直接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或许会得出进一步结论。

  遗址形成过程分析可从地层沉积物、考古材料以及古地貌景观重建等方面入手。在“许昌人”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粒度、磁化率、地球化学元素和矿物成分等沉积物指标,以及石制品尺寸分布、化石和石制品的产状(长轴方向和倾角)与空间分布等考古材料指标。结果显示,“许昌人”生活时期的沉积环境经历了三个阶段:下部(第3沉积层)灰绿色粉砂层,沉积物粒径较细,Fe3+/
Fe2+比值较小(还原性强),磁化率和CIA(化学蚀变指数)值较低,指示缺氧环境下水域平静,水动力较弱的沉积环境,气候可能以相对干冷为主;中部(第2沉积层)棕红色粉砂层,不含钙积层,沉积物粒径较粗、Fe3+/
Fe2+比值呈波动增加(氧化性增强)、磁化率和CIA值较高,指示水域波动频繁,水动力较强的沉积环境,气候可能以暖湿为主;上部(第1沉积层)浅棕红色粉砂层,不含钙积层,Fe3+/
Fe2+比值显著增加,但磁化率和CIA值降低,可能指示相对冷湿的气候环境,水动力仍然较强。整体来看,不同沉积阶段的考古遗存都曾经历水下埋藏环境,而整个剖面以粉砂为主的沉积物粒度特征说明水动力总体上并不大,以低能量水流为主(尽管存在水流强弱的相对变化)。

 

  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C类)、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等的资助。

  此前,美国香格里拉出版公司的高斯澜(Sheldon Lee
Gosline)博士曾宣称在甘桑、那豆、布逢等地发现巨石天文观测遗迹、古岩洞墓葬、古地形图等遗迹。其中,高斯澜博士认为大量岩石上出现的“刻划痕迹”是古人所为,这也是他判断这些遗迹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合来看,“许昌人”遗址2017年度发掘区域的考古遗存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较低程度的水动力改造,大部分人类行为和活动信息得以保留,为进一步分析遗址性质、古人类技术及环境适应行为等提供了良好条件。

 

  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尺寸分布显示,小于2cm石制品所占比例最高(69.5%),但仍低于打制实验结果(87.1%),指示文化遗物经历了一定程度筛选和搬运。产状方面,化石和石制品呈现一定W-E和NNE-SSW优势长轴方向,倾角集中在0-10°,指示其经历了低能量水流动力的扰动。

图三   山体上出露的岩石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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